【给同学的毕业赠言六年级】北大同学毕业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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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诸君离学校而去了。在社会上立身的困难，恐怕比在学校里求学还要加甚。若非立志奋斗，则以前所受的教育，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恼，或转为堕落的工具。这是诸君所当特别注意的。事业的成功，须经过长时间的辛苦艰难——成功的代价，走过了许多荆棘的路，方才能寻获康庄大道。立志是砍荆棘斧斤，奋斗是劳力。万不可希望以最少的劳力，获最大的成功。”这是三十年代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送给即将毕业的北大同学的《临别赠言》。

　　补记：蒋梦麟先生（1930.12-1945.11在任）是蔡元培校长的早年学生，后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拜杜威等为师，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职位，是蔡校长治校的得力助手。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论：“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也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对此，蒋先生是认可的。为了不至于引起误会，蒋先生还补充了一句玩笑话：“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二）

　　“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我常常想，这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些什么事？现在你们都快毕业了。你们自然也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依我的愚见，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叫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

　　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几个不受人惑的人。’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你们能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有四个字：‘拿证据来！’这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锦囊，装作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朋友们大家珍重！”

　　这篇题为《怎样才能不受人惑？》的文字是时任北大人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先生给北大哲学系1931年毕业生的临别赠言。

　　（三）

　　“这些天，法学院楼道里总是很热闹。毕业和即将毕业的同学兴高采烈，穿着毕业服，来往穿梭，合影留念。弄得我的心也是意乱神迷，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等坐到计算机旁写这些文字时，不禁暗自嘲笑：究竟是你毕业呢？还是人家毕业？这种日子再持续下去，我可能就什么事也没法做了。因此，有许多事情都是不能多，也不能长的。前几天，博士生、硕士生毕业，我讲了话；今天，又要讲话。我现在才知道，如果没有秘书，当领导也是不容易的——如果要讲他自己的话，而且要在一些类似的场合讲一些类似的话。本来我想把自己原来的那份稿子，再念一遍，反正讲话对象是不一样的。但一想，这可不能像有些老师上课的讲稿——不管哪年、不管对谁，都一样照着念。看来法律的美德——简单和统一——和生活的美德——复杂和细腻——还真不一样。这是说笑话。其实我倒是觉得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典礼应当分开。说实话，对本科生格外优待一点，是有道理的。因为你们进来的时候，不管你们是否愿意承认，确实都是孩子。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你们把最美丽、灿烂的四年时光留在了北大。我们有更大的责任让你们快快活活进北大，让你们高高兴兴出北大。而且，我还有其他的更为长远的想法。我在国外了解到，一个学校的校友募捐，最主要来自本科毕业生，因为似乎只有本科才真正给人以身份和归属感。因此，我现在给你们多一点优待，40年后，我们的北大法学院就会有更多的回报。（看，朱苏力是多么的狡猾！他甚至算计着你们40年后的钱呢！当然，早一点也行。）而且，就你们这一届本科毕业生来说，我们也是很有缘分的。将近四年前，我每周都有一天要早起，匆匆赶到昌平园给你们上课。虽然许多人和名字对不上号，更多的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但我还记得：期末考试时，我看到一份字迹很娟秀，论证很细致，说理挺充分的考卷。我给了他全班的最高分，并记住了他的名字——章永乐。听说章永乐马上要去加州洛杉矶分校学习去了。上次看到他，穿着一件因为印上了几个字、因此就称作文化衫的老头衫；衣服太大，空荡荡的，让人觉得那里面不是章永乐，而是一块搓衣板。我还记得法理课的课代表，印象中是贵州来的一位有点胖乎乎的漂亮小姑娘，工作、学习都很认真负责，字也写得也很漂亮，很大气，与章永乐的字似乎相反。记得她期中考试好象是得了85分，成绩很高，但不是最高，心里似乎有点难受。我就装作不知道，也就混过去了。后来偶尔在楼道中碰到过一两次，记得脸型，记得姓刘，名字是方什么，或什么方，因此一下子我就侵犯了两个人的名誉权，擅自把她改名为刘方誉；好在她不是齐玉伶，刘方誉也不知道，因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麻烦最高人民法院，因此迟滞了中国宪法的司法化。直到上次照毕业照的时候，又见到她，总算叫对了她的名字。而且发现她不再是胖乎乎的，而是挺修长挺拔的，楚楚动人。对了，她的名字叫刘诗芳。哦。还有张锐，也是一块搓衣板——只是更长一点，头上顶着一个与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同名的头型。课间休息，他和一些同学，总是围着我提问，似乎怕我想不开，会自杀；而我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展示了自己的羽毛。再见时，是在院务办公室。记得让他替我起草一份发往香港的唁电。他写了一篇很好的香港、台湾流行的那种公文唁电，半文半白，实在令人我刮目相看。想来，几年来一点读了不少王泽鉴、史尚宽。只是，不再向我提问了。是的，你们都不再提问了。不再提问，不是因为我的课早已结束了。不再提问，是因为你们已经忙起来了，已经熟悉了北大老师的套路了，已经能从容应付各种考试了。不再提问，是因为你们也许是忙着考toefl、gre、准备律考；忙着玩计算机和计算机游戏；忙着从网上下载《大话西游》或《我的野蛮女友》或《蓝色生死恋》或《电视流氓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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