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活动遗址_遗址名人话沧桑—阿善遗址导游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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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我引领大家进入包头市著名的古文化遗址——阿善遗址。阿善遗址是黄河流域最北端的一处新石器时期原始聚居遗址。位于包头市东郊阿善沟门村东圪膝盖沟两侧的台地上。北依大青山，南临黄河，圪膝盖沟终年泉流不绝，“阿善”就是蒙古语甘泉的意思。阿善遗址是于1979年发现的，1980年和1981年，包头市文物管理所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对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在1070平方米范围内共发现新石器时期的房址24座、窖穴240个，出土了各类文化遗物1600余件。还发现了围绕原始村落砌筑的石砌围墙2200米。1983年又发现了大型祭坛一处。其中部分实物保存于包头市博物馆内。阿善遗址的发现，是包头市考古工作的重大成果。它以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证实，包头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6000多年的新石器时期。同时，阿善遗址的许多发现也是我国新石器时期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为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期文化及我国文明的起源均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现在大家看到的阿善遗址面积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在1～2米之间。共发现四个时期文化遗存的叠压关系。前三个时期均属新石器时期，即第一、二、三期文化，第四期为青铜时代的遗存。其中阿善一期文化的年代，根据器物形态学的比较研究，为前4000年左右；阿善二期文化的年代，根据三个碳标本的碳14测定，分别为前3760年、前3415年和前3040年。据此，阿善二期文化的年代大体为前3700年～前3000年；阿善三期文化的两个碳标本测定年代，分别是前2875年和前2755年。这三个文化时期年代的确定不仅对阿善遗址三种新石器文化年代的确定有着地层学和器物形态学的可靠依据，而且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所发现的同类遗存也确定了标准，找到了相应的层位序列。一处遗址中发现三种原始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在国内也是非常罕见的。    阿善遗址的第一、二、三期新石器时期文化，各期都有一批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学术界对阿善一期文化的看法是：这里是仰韶文化从中原地区由南向北的延伸。这一时期原始先民主要的工具有石斧、石刀、陶刀、盘状器等。阿善一期的文化是目前所知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最早的定居农耕文化。阿善二期的遗存比较丰富。这一时期的先民是在一期文化的原址上生息繁衍起来的。这一时期先民房子的数量明显增加，活动范围也扩大了不少。主要文化特征是：房子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室内设有两个灶，房子的周围挖有储存食物的窖穴，最大的窖穴可存放千斤以上粮食。这期文化遗物中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刀、石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和许多细石器工艺的狩猎工具。作为生活用具的陶器，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器物还有彩绘图案。典型的器物有折腹钵、小口双耳瓮。从发现的许多野生动物和家畜遗骸来看，当时的先民除从事原始农业外，还从事狩猎和饲养。阿善遗址中第三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这一时期的文化遗迹非常密集，遍及整个遗址和临近的山前台地。从发掘的遗迹看，三期文化呈现出的是一派村落毗邻、炊烟相望的繁荣景象，应该是这一地区原始文化的全盛时期。这期文化中发现的窖穴较二期有所不同，其特征是容积较二期明显缩减，但数量却成倍增加。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窖穴中除一部分是用来储存粮食外，还发现了一些窖穴是用来储水的水窖。其形状口小底大为袋状，至今西北干旱地区仍有沿用这一方法储水的习俗。在阿善三期文化遗存中，环绕遗址建造的石砌围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防卫工程，为了解我国早期城堡式聚居提供了实例。与石墙同时出现的地面建筑是遗址中的大型石砌祭坛，祭坛的形式是由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与长方形石框组成。布局为南北方向排列，中轴对称。祭坛遗址的出现，表明阿善三期原始宗教的萌芽和发展。 阿善遗址包含的三种原始文化遗存，层层叠压，有如一部实物编织而成的历史长卷，记述了曾经在这里生活长达2000年的原始先民生息繁衍的艰难历程。也就是说，早在6000年前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包头地区的先民们就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他们创造的原始文化中，也包括原始农业。秦直道前212年，秦始皇下令修建北端起于九原，南端至秦都咸阳西北的云阳，全程“千八百里”的“秦直道”。被后世称为“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合今约700公里长的秦直道，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北部边疆一旦有警，骑兵部队三天三夜即可从咸阳附近赶赴九原，在一周之内就能够基本完成从军队调动到后勤供应等项运作。对于秦帝国来说，秦直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至今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草原，秦直道北段部分遗迹仍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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