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电类公文文书不包括_函电类公文中巧用古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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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汉语已成为人们行文的主要语言工具。毫无异议，这是时代的进步。然而，根据特定的语言环境的需要，在某些公文特别是函电类公文中适当运用古汉语，这也是十分必要的。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里所说：“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

　　古汉语的巧妙运用，可使函电类公文简约凝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对公文的行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行文的简约已是大势所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l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因而，文秘人员严格按照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关于“文字要精炼”、“篇幅力求简短”的规定行文，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而古汉语，由于它的“文约意丰，言简意赅”的优势，确实能在公文特别是函电类公文的凝练上发挥特殊的作用。

　　我们看1954年12月24日彭德怀就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毛岸英安葬一事致周恩来的电文：

　　“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两人同时牺牲于大榆洞)，似此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报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这份电文文白相间，简明扼要，洗炼流畅，通俗自然。短短百字，即已提出意见，陈述情由，阐明致由原因。可谓短小精悍，为巧用古汉语行为树立了典范。

　　巧妙运用古汉语，可使函电类公文气韵生动

　　中国的文章，向来讲究气势，如清末重臣曾国藩所言“首在得势，务使笔笔而致千里”。恰当运用古汉语，可较好地显示出祖国语言音节美的特色，使函电类公文在结构上铺排有序，张弛自如，错落有致，读来琅琅上口，铿锵有力，气韵飞扬。

　　1916年10月，辛亥革命功臣黄兴在上海病逝，灵柩归葬原籍湖南。次年二月，黄兴的日本友人白浪滔天(即宫崎寅藏，也作白浪阉滔天)前来长沙参加葬礼。年仅23岁的毛泽东以毛、萧(萧植蕃，即萧三)两人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所师范学校学生12

　　萧植蕃毛泽东上

　　这封信起首四句话“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短短十六字，洗炼洒脱，对白浪滔天的敬仰之情呼之欲出。接下来，“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这第二层则就事论事，高度赞扬了白浪滔天的高风亮节，极富感情色彩，淋漓尽致。最后，合乎分寸地作自我介绍表达了渴慕见面之意，不卑不亢，却又个性鲜明。总的说来，此函文白兼容，字字珠玑，直抒胸意，气势宏大，足见时年仅23岁的毛泽东“少年倜傥廊庙才”的不凡功底。

　　巧用古汉语，可使函电类公文典雅庄重

　　古汉语语汇丰富，音节优美，如驾驭得当，能使行文显出典雅庄重的特色。我们看毛泽东致宋庆龄的函：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一位有着特殊身份的伟大女性。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1929年，宋庆龄再度赴北平迁移中山先生灵柩。两次北平之行给她的心灵留下难以平复的创伤，因而不愿再至北平，以免触景伤怀。对于这样一位声望卓著、身份独特的女性，如何以一函而改变其初衷?毛泽东在信中颇费了一番心思。

　　单从语言角度而论，此函又用文白相间的手法。开篇十六个字，巧用对偶，恭歉得体地表达了景仰之情。下面是文白兼容，诚挚相邀，既晓以大义，又无教训之嫌。最后画龙点睛，以中国传统的“至祈勿却为盼”结语，极为委婉，有意蕴无穷之妙。从整个行文来看布局得当，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一种雍容典雅、庄重大器的语言美在一代领袖对语言的巧妙驾驭下很好地显现出来。这大约也是宋庆龄终于应邀赴京的重要原因吧。

　　古汉语在函电类公文中的作用是独特的。但是否予以运用，也要视受文对象和具体语言环境而定。同时，文秘人员一定要下苦功夫磨练自己驾驭古汉语的能力，以免出现毛泽东在为《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所写的按语中指出的情况：“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立志是让读者受苦似的。”如果在不适合用古汉语时而强行用之，必然贻害无穷。这是要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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